这是一首格调清新、兴味盎然的七绝小诗。诗虽短，却在中国围棋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古代文人弈棋的思维方式，进而透视通过围棋流露出的民族性格。 从诗中不难看出：诗的一开头，作者就将围棋定位为“戏事”，在王安石看来，弈棋，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犯不着较真。他认为，所谓的“真情”才是最重要的。首句中，对“戏事”与“真情”的取舍十分明朗，而一个“莫将”，更是强调了这种态度的坚决。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第二句才自我陶醉似的说：“且可随缘道我赢”。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种胜负不萦于心的超脱境界，而事实上，却恰恰是他太在意胜负了。这和苏轼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对胜负，苏轼看得淡、看得开，只要沉浸在围棋的乐趣中，胜败输赢都可不必挂怀，但他对胜负的事实本身还是尊重的。王安石则不然，对于他，胜负是可以随意地“判定”的。“道我赢”，一个“道”字，恰好说明事实上作者是输了。既然输了，还偏偏要说，可以算作是自己赢了。试想，若是真的淡泊胜负，何至于要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来为自己输棋解嘲呢？由此可见，前面之所以将围棋目为游戏之事，也不过是他自己棋力差，心虚而已。 诗的结尾，是王安石对围棋的理性认识，也是他为自己“淡泊胜负”所找的理由。既然一局棋罢，黑白棋子装入奁（即棋罐）中，空空如也的棋枰上便什么都没有了。是非成败，转头即空，哪还有什么分别？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围棋，在包括王安石在内的许多文人那里，只是“小道”，只是一种玩物而已，只要自己高兴，胜负成败都可以亵渎。在这些文人看来，下棋，不过是自己显示逍遥闲适的手段罢了。文人尚且如此，轮到帝王那里，像康猧乱局之类的事又何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