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古诗十九首》之一，收入《昭明文选》。有一种说法认为作者是枚乘，但李善不置可否。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的时候，因为作者的姓名已不可知，所以编排的时候放在东汉李陵诗歌的前面。现在一般认为，这十九首五言诗都是东汉时候的作品。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开头两句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他们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时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你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你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 ，岂非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 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

接着三、四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时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不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不更要瞠目咋舌？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 “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引出了下两句。

五、六两句写到想要行乐就得 “及时”，哪能总等待来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那时再思享乐，岂非晚矣！这就是在诗人世间 “及时”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

最后两句“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确良 “唤醒醉梦”之力。"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时的 “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难道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时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时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何尝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时代，这种及时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时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