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8年（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离开朝延，开始最后十余年的飘泊生涯，直到公元770年（大历五年）病死于洞庭舟中。《清明二首》写于公元769年（大历四年）春，当时诗人由岳州南行，拟往衡州依湖南都团练史、衡州刺史韦之晋。

第一首诗前两句，描绘出一幅清明节令图。清明节前，刚刚过完寒食。清明节始，从早晨便升起了新火新烟，仿佛在冷寂中透出一股暖气，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天空里新烟缭绕，这是清明节候的气氛；湖水中客船漂游，更映衬着烂漫的春光。忽然，色彩斑斓的翡翠鸟口衔鲜花，自由自在地在蓝天上飞翔，似乎也受这节日气氛的感染，为清明节助兴。逢春过节，最高兴的莫过儿童了。他们一派天真，骑着竹马，欢天喜地的游玩、嬉戏。杜甫是很注重节令的，诗集中以“清明”、‘寒食”等为题的诗作不少。今年漂泊到此，本来心情是凄苦的，但在这一派节日氛围中，他也为之解颐，以轻快的笔调描绘着这一清绝的景致。不过，这时的杜甫实在太不幸了，衰老、疾病、贫困、漂流无依，所以他感慨“红颜骑竹我无缘”“我无缘”包含了无数辛酸的人生经历。诗人竭力渲染的节日气氛，是为了反衬自己的悲苦情怀。而“我无缘”三字的轻轻化入，既与“他自得”作对工稳，又为后面抒发感慨埋下伏线，这样安排是很巧妙的。

中间两句写诗人在“红颜骑竹我无缘”之后便可以直接抒怀，但他把笔轻轻荡开，眼光注意到了打扮得格外新异的胡童，犹有着细腰馀韵的楚女，头脑里悬想着定王城。在结构上为后面抒怀起到过渡作用，通过对本地游人、本地胜迹的叙写，增加了在此时此地度过清明节的特定内容，使全诗的含量增大了，境界扩展了。楚地苗汉杂居，杜甫对少数民族的服装有着浓厚的兴趣，“还难有”，显示出一种欣赏的目光，杜甫此诗的“胡童”，曾为陈寅恪徽引为当时湖南地区民族杂居的证据。一方水土一方情，从这里可以看到杜甫对少数民族的友好态度。“楚女腰肢”，是“善于形容”的一个好例子。“胡童结束”、“楚女腰肢”，顶承前四句的节日背景，使全诗更具楚地清明的独特情调，也更为“孤舟老病”的诗人抒怀创造了浓郁的反衬气氛。杜甫在定王身上寄寓了对不幸者的同情，从而隐含了自身的悲惨遭遇。“长怀贾傅井依然”，可以看出，杜甫到长沙以后是前去凭吊过贾谊遗迹的。

最后两句写即使有周举那样的人开了火禁，然而杜甫自己客寄他乡，囊贫如洗，纯粹“虚沾”而已。表面上用周举故事，内涵却丰富得多，因为“新火”是赐给百官的，闹闹热热的清明节也与自己“无缘”，留给自己的又是什么。“实藉君平卖卜钱”，君平卖卜，似实有所指。杜甫虽没有卖过卜，却曾经卖过草药。“虚沾”“实藉”两句，不仅切题紧扣“清明”节候，更是婉转道出了诗人贫困的艰辛。接下去便有“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击钟而食，列鼎而烹，那是富贵人家的好尚；而山林隐士，处贫贱而自甘，不以事虑，不为物牵，浊醪粗饭，任其天年。显然，这里杜甫是以严君平自况，用超然的笔调抒写一种超脱的情怀，表现得颇像旷达。

第二首诗中，诗人具体追忆了自己的漂泊生涯，把抒怀的笔调推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久远的往昔。

前两句总写了因漂泊而病废，诗人还未尽兴。他那漂泊之苦，漂泊之愁，犹如乱麻一团，缠绕在诗人心中。接下去又映带“清明”节候，从时间上、地域上极力叙写自己的漂泊之感。“十年”漂泊，“万里”漂泊，自然是“苦西东”，感慨万端。诗人却巧妙地写“蹴嘲”、写“秋千”通过这些清明节的游戏，来概括自己漂泊的长久和遥远。

中间两句以一持万，“蹴鞠”“秋千”，既紧扣“清明”题意，又包含了无数丰富的内容。“万里秋千”之后缀以“习俗同”三字，“习俗同”，又时地双绾，把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联系起来，把漂泊的往昔与现时的处境联系起来，自然地回到了现实的境遇之中，有“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的感慨。旅雁，本来是候鸟，南来北去，并无固定的栖息之地，但在杜甫眼里，它们向北飞去是“归紫塞”，一个“归”字，充分体现了杜甫此时此地的心境。青枫钻火感叹羁滞，楚地多青枫，时间又正值春天，杜甫感物伤怀，目极千里，内心悲伤。

最后两句写尽管杜甫吃尽了漂泊之苦，从时间上、地域上追忆了漂泊之感。但是，牵情政治，系心朝廷，是他一贯的心理定势。不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摆脱不开这种苦恋式的心境。“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秦城楼阁”“汉主山河”，正是他身在湖湘，遥念京国的具体体现。诗人家远归不得，朝廷远被遗弃，既不能摆脱旧有的悲剧命运，又在无望的境遇中进退维谷。浓厚的愁云环绕着诗人病废的躯体，使他不胜愁，不堪愁，简直要把他摧毁了，“愁杀”了。这是诗人的心灵悲剧，命运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该组诗抒写的情感状态，带有封建时代有志之士共同的情感悲剧特征。本想经邦济世，兼善天下，但个人的命运却随着政治的变迁沉浮，到头来往往报国无门，彷徨苦闷。这种情感包含了人类某种共同的精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