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时的创作背景，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讽刺唐玄宗对吐蕃的用兵（见单复《读杜甫诗愚得》卷一）。《杜臆》云：“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是也。此当作于天宝中年。”当时唐王朝对西南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讽刺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对南诏的用兵，此时杨国忠专权，谎报军情，弄得民怨沸腾（见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上述两种说法均可通。
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乐府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父母和妻儿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自然是扶老携幼，奔走相送。一个普通的“走”字，寄寓了诗人非常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很仓促，也非常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车马人流，灰尘弥漫；哭声遍野，直冲云天。这样的描写，从听觉和视觉上表现生死离别的悲惨场面，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
“道傍（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的“武皇”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摧残。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场面凄清悲惋，情景寂冷阴森。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兵车行》是杜诗名篇，为历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也很突出。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