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融

吴融
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唐昭宗龙纪元年(889)登进士第。韦昭度讨蜀,表掌书记,累迁侍御史。因事去官,流浪荆南,依节度使成汭。后召为左补阙,迁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昭宗复位,融起草诏书十数篇,才思敏捷,文笔精当,为昭宗所常识,擢户部侍郎。是年冬,朱全忠兵犯京师,昭宗逃往凤翔,融未及相从,客寓阌乡。不久,召为翰林承旨,卒于官。工诗能文。其诗多流连光景之作,只有少数诗篇对唐末战乱有所反映。辛文房评其诗「靡丽有余,而雅重不足」(《唐才子传》卷九)。有《唐英集》。《全唐诗》编录其诗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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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融,唐代诗人。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吴融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卒于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享年五十四岁。他生当晚唐后期,一个较前期更为混乱、矛盾、黑暗的时代,他死后三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也就走入历史了,因此,吴融可以说是整个大唐帝国走向灭亡的见证者之一。

吴融从僖宗咸通六年(865)开始参加科举,一直到龙纪元年(889 )才中举,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登第之后的吴融仕途并不顺遂,先是随韦昭度入蜀平乱,无功而返;回到朝廷曾官至侍御史,又遭人谗言,遭贬荆南;干宁三年(896)才被召回京城,任礼部郎中,后入充翰林学士,官至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 )不幸遇上朱全忠犯上作乱,致使吴融逃出京城,流落阌乡;天复三年(903)才再度被召回任翰林,迁承旨,最后卒于任翰林承旨一职任上。观其一生,宦海浮沉,几度受到重用,旋即被贬或流落他乡,这与晚唐动荡不安的政局,有很大的关联,混乱的政治局势,导致吴融漂泊一生,也造就了他矛盾忧郁的个性,以及笼罩着淡淡哀愁的诗歌。

唐末的政治在朋党、宦官、藩镇同时危害之下,在位君王又多半年幼昏庸,天灾、兵祸不断,社会各种乱象、弊病丛生,对晚唐衰颓国势的而言,无异是雪上加霜,人民生活也在繁重的赋税压力下,更显艰困。民不聊生的惨况,加上政治社会的乱象,对一向细腻敏感的诗人是很具影响力的,面对政治上种种乱象的无力感,让诗人们以诗笔表达胸中不满的情绪,以诗直陈社会乱象激愤直切者,希望发挥积极讽谏的效果;消极失望者则将关心的焦点射向自身,或纵情声色或避世远祸,诗风则呈现轻巧绮丽或淡泊凄清;更有一群诗人,长期接触低下阶层民众,深知民间疾苦,自身又长年贫病交迫,诗作多奇险寒狭之风。除了政治、社会与文坛风气影响之外,与朋友的交游,往往也会影响一个人,吴融所往来的朋友,除官场上的长官、同僚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诗人,这些诗人如释贯休、皮日休、陆龟蒙、方干、韩偓等,对吴融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吴融诗歌所呈现的风貌,是丰富而多元的,他既有直指当世的讽刺之作,也有纸醉金迷的艳情之作,更有崇尚淡泊闲适或寒狭僻涩之作。吴融的诗歌创作题材,大致可分为「寄赠酬答」、「登临游旅」、「咏人咏物」、及「个人抒怀」四类,虽然各种题材都呈现不同的内容,表达不同的主题思想,但最特别的是,无论何种题材的创作,都多少表达了吴融在仕与隐之间的矛盾,这种左右为难的情绪,与晚唐混乱矛盾的社会,形成一种奇特的兼容现象。而吴融的艺术表现一如他的诗歌,呈现多元的写作风貌。在体式上,吴融主要创作近体律绝,其中又以七律为最,他同时兼擅各体,但数量不多;在声律方面,吴融对于平仄、用韵的要求相当精细,着重声律与诗歌内容的相辅相成,使得音节和谐雅正;在用典方面,吴融无论用事、用辞,经常援引经史,却又无陈腔滥调之失,反而能收曲折达意之功,同时能以明用、暗用、活用、反用等方法,使诗歌虽用典而不板滞;在修辞表现上,能运用迭字、色彩、对仗等手法,配合视、听等感官,使诗歌细腻而鲜活的呈现读者眼前。然历来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多囿于对晚唐诗气格卑弱,无风骚气的成见,或认为其为亡国之音,不值一谈,甚至针对吴融极少数的艳丽之作,评其靡丽,凡此种种,所论不公。吴融以其独特的诗笔,反应现实,抒写心志,在时代一片衰飒、靡丽之音中,仍不愿逃离现实,不忍弃苦难中的百姓而去,以至于处处表现矛盾、犹豫、哀伤、忧郁、淡泊等情调,而这样的情调与晚唐的时代氛围是非常相似的,如此多面相的反应时代特色的诗家,岂能简单的用「绮丽」二字评定其不足为论,而将吴融摒弃在晚唐诗歌研究之外呢!更何况吴融部分句式参差,语言俚俗浅白的一类诗作,极有可能是宋、元以降,词曲创作师法的源头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总之,吴融生在唐末乱世,诗歌也反映了整个时代风貌,作为一个从唐末接轨至宋元的桥梁式人物,绝非「绮丽」二字足以道尽,将吴融放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上,就能看到他在文学史上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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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即一蹶不振,到了晚唐正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时期,先后有牛李党争、王仙芝之乱、黄巢之乱、李克用、朱全忠等攻掠诸州。吴融生当晚唐后期,处境较前期更为混乱,前期还有所谓的「会昌之治」(841-846)、「大中之政」(847-859),虽是昙花一现,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有力挽狂澜,恢复大唐盛世的志向。吴融生当宣、懿、僖、昭四朝,经历了挥霍无度的懿、僖二朝,二帝沉于逸乐,不思国政,导致宦官专权,藩镇为祸越烈,即使后来的昭宗有心力图振作,也难以挽回颓势,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终究难逃灭亡的命运。

社会背景

晚唐的社会极其混乱,由于藩镇割据,连年征战,农田荒芜,经济萧条,人民流离失所,生活艰困,但地方官吏仍逼迫人民缴交繁重的赋税,官逼民反的结果,使得人心思变,一旦有人登高一呼,人民便群起反抗,民乱由是而生。甚至连军队都时有叛变,杀主帅以自代,自称留后的。连象征国家的军队都出问题,显示了国家整体的基础已岌岌可危。

诗坛背景

晚唐的诗坛,是个艺术光芒焕发的时代,近体诗发展至此,已臻成熟,诗人写句属对,无不精工细致,举凡平仄、押韵、用典、炼字,无不精巧。诗歌艺术之美发展到极高的境界,但是或因诗人才力不足,使得诗歌易流于词藻的堆砌;或为了平仄、押韵的需求,字句间显得连结性太弱,过于牵强,诗歌变得精雕细琢,却了无生气。也由于大时代的动乱,宦祸、党争、藩镇,消磨掉诗人救世的情志,在无力回天之余,晚唐诗人不再具有盛唐诗人的豪迈潇洒,也失去了中唐诗人勇于抗争的革命精神,他们转而关心自身,或消极避世,或纵情歌酒,因此后代评论家多不重晚唐诗,鄙其气韵卑弱。然仔细的分析起来,晚唐虽无足以引领诗坛走向的诗界泰斗或文学集团,但晚唐诗风仍可大致区分出三条主要的创作趋向:一是承袭元白一派,诗歌内容强调描写社会现实,指陈时弊,文字倾向通俗浅显的创作趋向;二是承接温李一派,有着唯美文学倾向,着重丽藻华辞的创作趋向;三是继承韩孟姚贾一派,用字奇僻,表达寒苦情状的创作趋向。而这三种创作趋向,在晚唐各家的创作中,往往是交错复杂的。于吴融而言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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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融对于诗歌的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在他为贯休所写的〈禅月集序〉中,全篇序文大致前半叙写他对诗歌的看法,后半描述贯休行止以及他与贯休的交谊,其文曰:夫诗之作者,善善则咏颂之,恶恶则风刺之,茍不能本此二者,韵虽甚切,犹土木偶不生于气血,何所尚哉?自风雅之道息,为五言七言诗者,皆率拘以句度属对焉。既有所拘,则演情叙事不尽矣。且歌与诗,其道一也。然诗之所拘悉无之,足得于意,取非常语,语非常意,意又尽则为善矣。国朝为能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厥后白乐天为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错矣。至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彩为第一流,而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迩来相­ 学者,靡漫浸淫,困不知变,呜呼!亦风俗使然。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矧极思属词,得不动关于教化?(后略)综合此段文字所述,可以整理出吴融于诗歌有三个重要观念:

重颂咏讽刺之道

从吴融的三百零一首诗歌创作中,可以发现表现颂咏讽刺之道者,几乎在各种题材中,皆有出现。如前文「寄赠酬答」一类提到的〈赴阙次留献荆南成相公三十韵〉、〈寄尚颜师〉、〈赠方干处士歌〉等诗,皆是实践「善善则颂咏之」的作品,如〈赠蛖光上人草书歌〉“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江南有僧名蛖光,紫毫一管能颠狂。人家好壁试挥拂,瞬目已流三五行。摘如钩,挑如拨。斜如掌,回如斡。”在「登临游旅」一类中更是不乏批评、讽刺之作,如〈金桥感事〉一诗,就是他对朝廷错估情势,轻率用兵之事,委婉的表达批判之意,也透露出他希望与外族和平共处的反战思想;其它如〈华清宫二首〉、〈华清宫四首〉所表达的讽刺之意,更为强烈,如其〈华清宫四首〉之一:中原无鹿海无波,凤辇鸾旗出幸多。今日故宫归寂寞,太平功业在山河。诗中提到帝王出幸,实是讽刺安禄山乱起,明皇偕贵妃仓皇奔蜀,而晚唐僖宗也曾因黄巢之乱奔蜀,相似情境的重复上演,今昔对比,使得吴融的讽刺更加真实而深刻。 而「咏人、咏物」类中,〈平望蚊子二十六韵〉、〈卖花翁〉等诗,也都隐含深刻的讽刺,如其〈风雨吟〉诗云:官军扰人甚于贼,将臣怕死唯守城。又岂复忧朝庭苦弛慢,中官转纵横。李膺勾党即罹患,窦武忠谋又未行。又岂忧文臣尽遭束高阁,文教从今日萧索。(后略)诗中对于官逼民反,将臣怕死,宦官乱政,朋党为祸表达了他最深的忧虑,又对于忠良不行,文教不兴的情况感到忧愁。 诗歌表现讽颂之道,可上追至《诗经》的传统,吴融又特重「风雅之道」,显示吴融具有儒家的宗经思想。在这样的价值思想体系之下,又适逢晚唐的纷乱,吴融的诗歌确实能够切合「善善则颂咏之,恶恶则讽刺之」的思想,表现相当抢眼。

尚实用教化之功

吴融强调诗歌讽上化下的实用价值,显示他重视诗歌实用教化的功能,他重颂咏讽刺之道。而他在〈禅月集序〉中,提到白乐天的「讽谏五十篇」即指乐天的〈新乐府〉五十首,吴融美其为「一时奇逸极言」,这类讽刺的作品,正是白乐天自己最为看重的部分,吴融更同意张为将乐天列为「广大教化主」,显示吴融对于乐天诗歌能够实现教化大众之功能的赞赏,更有仿效乐天之作,如吴融的〈卖花翁〉一诗对富贵人家垄断春色的批判,正是模仿乐天〈新乐府-卖炭翁〉的题目和立意而作,内容则效乐天〈秦中吟十首-买花〉,且讽刺更为曲折委婉,却又直指重心。为了实现教化群众的功能,诗歌的俚俗、白话是很重要的,吴融虽有尚实用教化的想法,也确实作有不少讽刺味道浓厚、具实用价值的诗歌,但若以诗歌语言来衡量其教化大众之功效,吴融恐怕是微乎其微的。在其近体诗中,语言是相当雅化的,其着重声律、用典等艺术表现技巧,是跟随着晚唐文坛唯美文学风格而走的,诗虽不浓艳,却十分的文人化,他与罗隐、杜荀鹤、聂夷中等人一样生逢乱世,一样内心矛盾痛苦,不同的是罗隐等人诗尚俚俗质朴,作品多激愤浅切而吴融作诗偏好典雅精工,表现出较多凄恻哀婉的情调,因此,实用教化的功能是较不明显的。但这并不表示吴融全无语言浅白之作,其古体诗有些作品或字句的使用,就表现了俚俗浅白的风格,如〈首阳山〉:首阳山枕黄河水,上有两人曾饿死。不同天下人为非,兄弟相看自为是。遂令万古识君心,为臣贵义不贵身。精灵长在白云里,应笑随时饱死人。此诗用字平浅,无令人难解的用典或譬喻,直陈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事。「上有两人曾饿死」、「应笑随时饱死人」两句,更是白话得不能再白话了,全诗借首阳山咏怀古人古事,表达为人臣者,当有贵义不贵身的精神。又如上文所引〈赠蛖光上人草书歌〉云:「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江南有僧名蛖光,紫毫一管能颠狂」,以及〈赠广利大师歌〉:「化人之心固甚难,自化之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自化元须有其志。在心为志者何人,今日得之于广利。三十年前识师初,正见把笔学草书」云云,皆是用字简单,语句浅白之作。作为一个儒家色彩浓厚的诗人,儒家强调圣人教化的思想,对吴融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正因为儒家的政治教化、经世济民思想,让吴融在面对江河日下的晚唐国势时,始终没有逃离,最后卒于翰林承旨任内。

重实斥诡怪之风

吴融在〈禅月集序〉中,又表示了对李贺「刻削峭拔飞动文彩」及「洞房蛾眉神仙诡怪」诗风的不满,他认为「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作诗亦然,怎能无关乎教化,因此,对于李贺「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这样靡丽香艳,又或者如「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终南日色低平湾,神兮长在有无间」这样神仙鬼怪之诗是十分排斥的。吴融较常表现的是个人的乡愁旅思,其诗写来淡泊清疏,含蓄的吐露凄凉的韵致,如〈雨后闻思归乐二首〉其一:山禽连夜叫,兼雨未尝休。尽道思归乐,应多离别愁。我家方旅食,故国在沧洲。闻此不能寐,青灯茆屋幽。全诗以听觉的描写为主轴,写吴融旅途中听闻山禽、细雨以及思归乐,思乡的愁绪就在这一连串声响的催化下涌现,使他彻夜难眠。又如〈忘忧花〉:繁红落尽始凄凉,直道忘忧也未忘。数朵殷红似春在,春愁特此系人肠。此诗用忘忧花为题,却写满腹愁肠,吴融的愁思,就在这强烈的对比中,倾泄出来。由此看来,吴融是多愁的,他对于身世飘零,报国无望的怅恨,反映在诗歌上,是将视野收束到自身以及身边所见所闻的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中,他表现凄凉、淡泊、自嘲、矛盾等情绪。不似李贺因功名不遂又多病苦吟,诗歌表现进入「鬼境」。 然吴融自己或因与创作「香奁体」的韩偓同榜,又曾同任翰林,又或许受文坛唯美风气影响,也有一些较为艳丽的作品,如其和韩偓的〈无题〉三首、〈倒次元韵〉等。另外如〈赋得欲晓看妆面〉诗云:胧胧欲曙色,隐隐辨残妆。月始云中出,花犹雾里藏。眉边全失翠,额畔半留黄。转入金屏影,隈侵角枕光。有蝉隳鬓样,无燕着钗行。十二峰前梦,如何不断肠。描写清晨目睹女子前夜未卸的妆容,这种闺房绣阁才会有的旖旎景象,与「香奁体」是同调的。但是吴融的这类作品不到十首,数量相当有限。历来论者多将吴融与韩偓、唐彦谦并举,认为其诗风偏于绮丽,此论显然有欠公允。另外,从其交游中,也不难发现他重视文学当为现实服务的观念,其所往来者诸如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对于诗歌都是主张揭露社会黑暗、直陈时弊的,诗歌表现更是尚俚俗、质朴、浅切,而且对政治社会批判的态度,比吴融有过之而无不及。再看到吴融的诗歌,其用典常援引《诗经》、《史记》、《左传》等书,可以推知其思想以经、史为主轴,而经学与史学又是最直接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两大部门,因此,吴融强调诗歌的颂咏讽刺、现实教化功能,也就不难理解了。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知道吴融是一个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文人,认为诗歌要具有「歌颂」及「讽刺」的两个作用,以反映国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和人民的生活疾苦,实现讽上化下的社会功能。也因此他反对脱离现实的神仙鬼怪、浮绝绮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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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融诗歌在题材上,呈现一个多元的面相,他有极其深刻讽刺的作品,也有极为轻浅浮靡的作品,更有许多悲秋伤春之作。其诗可以用「矛盾」二字加以概括。矛盾的情绪反映在他的诗歌上,使他的诗歌呈现多种样貌,他为诗主张颂咏讽刺,实现教化,但是他批判讽刺、直陈时弊的作品,与同样有这这样观念的罗隐等人相较,数量上却略逊一筹,语言的浅切与尖锐也远远不及他们;说他诗风浮靡绮丽,与韩偓香奁体相较,吴融又不似韩诗软玉温香,露骨的表达男欢女爱;说他冲淡闲远,他其实放不开他给自己背上的包袱,不如司空图来的旷达。《四库总目》说他「闲远不及司空图,沈挚不及罗隐,繁富不及皮日休,奇辟不及周朴」,就是这个道理。 而「矛盾」正是晚唐的时代特色之一,君臣的矛盾、臣与臣之间的矛盾、期望朝廷约束藩镇又不希望战争的矛盾、仕与隐的矛盾等,吴融的诗歌就是这多重矛盾之下的产物。他以直切的笔讽刺时政,以清丽的笔写个人情怀,以精巧的笔吟咏事物;他所以名闻当时,成为同辈谒之如先达,甚至在其遭逢贬谪时,仍有人向他行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各体兼备,表现不俗,更与整个时代脉动相合,足以成为时人师法的对象,这也正体现了他的诗歌无可取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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