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对这些草根英雄反复赞扬，抑扬顿挫，激情无限。全文共分三段。
第一段，作者巧妙地把儒家和游侠两类人物做了对比。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说过这样的话：“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对这两者都作了讥讽，但是在实际上，他们两者之间的命运是不同的。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他们虚伪狡诈，毫无信义可言，仅凭有权有势，就受到称赞。另一类儒者，饱读诗书，怀着独善其身的德行，坚守正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当时也受到人们的耻笑。像孔子的弟子季次、原宪，终身穷困潦倒，死后已经四百多年了，但他们的弟子仍旧铭记着他们。但游侠们就不同了，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于法度，但是他们诚实守信，说话算话，行动果敢，碰到人们有急难时，该出手时就出手，救人于危难之中，使亡者得以存在，死者得以复生，而从不夸耀自己的才干，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德。事实上他们也是值得称赞的人物，司马迁把目光关注了这些被历史湮没的小人物。
第二段，司马迁对游侠们进行高度的评价。有急难，这是人们时常碰到的，历史上不少大人物都遭到过这样的窘境。司马迁例举了一系列名人，如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孔子都遭受过灾难，更不要说普通人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了。老百姓的看法是很朴素的，他们认为：“怎么知道是不是仁义，就看他是不是给人们带来好处，只要他给百姓带来恩惠，便以为他是有德之人。”但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因此伯夷认为周武王伐纣为不仁，并不影响周文王、周武王称王；盗跖和庄蹻，这是两个古代著名的大盗，他们以暴戾闻名，但他们的追随者却依然称颂他们。这样看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句话道出了实情。司马迁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写的历史，虽然用的是正义和仁义的名义，但事实上更多的是与正义和仁义无关。因此当今那些拘泥于教条的学者，长期脱离于社会现实，哪里比得上那些格调不高，和世俗一般见识，随波逐流去追求名利的人呢？倒是那些平民百姓中的侠义之士，或取或予，都信守诺言，他们为他人去牺牲生命，不顾虑世人的议论，因此四方的百姓，都传诵着他们的事迹，这就是他们的长处了，这不是那些庸庸碌碌的人能望其项背的。因此有不少人追随他们，跟随在他们周围。这些草根英雄，和季次、原宪相比，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无论在社会效果方面和言语守信方面都不是一个数量级上，比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第三段，作者感叹平民百姓中的侠义之士更加难得，中国历史应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作者感叹古代平民百姓中的游侠仗义之士，已经失传了。近世吴国的季札、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他们，都因为是王者的亲属，凭借有封地、有高官厚禄，仗义疏财，招纳天下贤士，以豪爽侠义闻名，显名诸侯，但毕竟是贵族中的侠义之士，他们凭借的是先天的有利条件，其社会影响力当然不是一般的人可比的。但是出自于平民百姓中的游侠之士，修养自己的品性，积累自己的声誉，言及四方，莫不称贤，这是不容易的事啊。即使如此，儒家和墨家都把他们排斥在外，没有给他们留下记载。因此，在秦朝之前，那些草根英雄、平民之侠都湮没不见了，司马迁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感到不平和愤怒。因此，他尽可能地把他所知道的那些游侠之士和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汉朝兴起，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虽有时触犯当时的法禁，但司马迁认为，他们讲义气，不贪财，懂得谦让，名不虚传，那些遭受困厄的士人，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接济。至于那些结党营私，巴结豪强，依仗钱财奴役穷人，侵凌孤弱无依靠的百姓，放纵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些人，侠义之士是根本看不起的。司马迁指出，他所说的游侠是指那些救人急难的草根英雄。并希望他所记载的人物如朱家、郭解等，不要引起人们的误解，把他们与黑社会等同起来，而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往往抹黑他们，抹黑他们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本文歌颂了那些“言必信”“行必果”，解人之难，救人之危，却“不矜其能”的下层狭义人物，赞美他们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