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将此词收于未作编年的第三卷中。顾随《东坡词说》以为此词与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所抒写的感情极接近。按之此词首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十年之数亦相同，两词属稿日不会相差很远。《江城子》作于熙宁八年（1075）正月任密州知州时，此词当作于熙宁七年秋冬间。其时苏轼尚在杭州通判任所。当时王缄自眉山到钱塘看望苏轼，回去时，苏轼写了这首词相送。

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

上片写悲痛的勾起、扩展以至不能自已的情状。开头两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一下子触到了苏轼爱情生活中的一个剧痛点。苏轼爱妻王弗自至和元年嫁到苏家以后，一直很细心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苏轼于婚后五年开始宦游生涯。王弗便在苏轼身边充当贤内助。苏轼性格豪爽，毫无防人之心，王弗有时还要提醒丈夫提防那些惯于逢迎的所谓“朋友”，夫妻感情极为深笃。不料到治平二年王弗突然染病身亡，年仅二十六岁。这对苏轼来说，打击非常之大。为了摆脱悲痛的缠绕，他只好努力设法“忘却”过去的一切。哪知大凡人之至情，越是要“忘却”，越是不易忘却。从王弗归葬眉山至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两字恰恰说明苏轼没有一年不在想念王弗。每逢一年，便作一次纪念，添一重伤感。十年便是十次纪念，十重伤感。“忘却”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把纷繁堆积的难以忍受的悲痛，化为长久的有节制的悲痛而已。但是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语本是“凭君”“君”字蒙上“因君”而省去。这句话是说：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甚久，日常话说故乡眉山种种情事，使苏轼知道“故山好在”，自感宽慰，但一方面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又不禁悲从中来。所谓“悲凉”，原因有种种。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到杭州任通判。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在一起，其情怀之恶，更是莫可名状了：由此可见，“孤客自悲凉”一句的意蕴是十分丰富的。

下片写送别的情怀及内心的自我排遣。“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始入送别之意。题目是“送王缄”，而上片只写王缄到来后的悲凄情怀，看似与题目无关，其实不然。盖王缄为苏轼之内弟，即至爱亲属。由王缄来到而勾起对乃姊的思念，实为人之常情。人生世间，凡百痛苦，苟无可亲之人，只好忍住不说，一任其盘旋郁结于胸腹之中。一旦与亲人相对，方能尽情倾吐。这对排解苦闷，颇为有效。王缄千里来访，使苏轼十年积闷能对内弟一恸，亦可使其愁怀稍得舒展；且王缄此行带来故乡消息，苏轼的乡愁虽缘是而增。但促膝之际，孤寂也略略得解；更何况苏轼在政治上的种种不如意及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早先无处可说，眼下方可畅所欲言，一吐为快。毋庸置疑，王缄的到来，在苏轼悲凉的感情中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而现在王缄又要匆匆离去，当然更使苏轼感到难以为怀了。于是国忧、乡思、家恨，统统融进了“别愁”之中，从而使这别愁的分量，与古往今来一切单纯的别愁顿有钧铢之别。但苏轼毕竟是善于自持的，而且在饯别的宴会上也不宜痛形于色，只是送别归来以后，内心的痛苦将有不可胜言者。“归来欲断无肠”，是说这次相见之前及相见之后。愁肠皆已断尽，以后虽再遇伤心之事，亦已无肠可断了。出语之痛心彻骨，实无以复加。“殷勤且更尽离觞”一句，意在借酒浇愁，排遣离怀，而无可奈何之意，亦见于言表。结尾两句，苏轼将整个人生一切看破，以求彻底之解决。这在今天看来，无疑过于虚无消极。而在苏轼当年，舍此似亦别无妙法。其时苏轼将调任密州知州，其倦宦之情，于此可见。

这首词抒发的感情极为复杂。概而言之，共有四条脉络可寻。一是送别的惆怅，二是悼亡的悲痛，三是政治上受排斥的失意，四是对故乡的思念。这四条感情脉络交织在一起，而以生离死别之痛为其主脉，遂使此词成为苏轼极度伤感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