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作《洛阳名园记》，记述其亲历的园林十九处。这些园林大都利用唐代废园基址建成。《洛阳名园记》对诸多园林的布局特点、山池花木、建筑景观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这篇文章是《洛阳名园记》书后的跋。

这篇散文为《洛阳名园记》跋记。但它与其说是阐述写作旨意的后记，毋宁说饱含忧患意识的政论文。本是游观之属的园池亭榭，在作者看来却关系至大，其兴废系乎都市的盛衰、国运的治乱，并用前代惨痛事实告诫沉湎于享乐的“公卿大夫”。因小及大，目光如炬，对于目前殆危国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深的担忧。二十多年后，北宋覆灭，洛阳陷落，繁丽的花园也随之灰飞烟灭。作者的忧虑不幸而成现实，他的告诫最终于国事无补。难怪南宋不少人读此文，为之流涕不已。

从洛阳建筑的盛衰釆窥测国家的兴亡，并非肇始于此文。北朝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早已借寺庙的兴废寄托对故朝崩溃的哀悼。但杨氏是于乱后残毁的洛阳追记前盛，李氏则于盛时的洛阳预测后事，两者异曲同工，都赋予洛阳象征国运盛衰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内涵。

文章立论的角度是因小及大，而结构却是由大及小。先论洛阳与国家之间的兴衰关系，进而论及园圃与洛阳之间的兴衰关系，然后揭出写作目的和对公卿大夫的告诫。逐层推理，逻辑严密，兼用大段的排比、复叠，文势畅达。语言也省净利落，结尾戛然而上，健拔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