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次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

《喜雨亭记》是苏轼的一篇散文作品，无论就其使用的散文形式来看，或者就其表现的内容和给人的艺术感受来看，都是一篇值得我们注意的艺术精品。

第一段，苏轼即以“亭以雨名，志喜也”依次点出“喜”“雨”“亭”三字，格调别致，饶有兴味。然而，作者并不急于解释，暂置悬念，通过讲述三个历史故事：“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月”；“叔孙胜敌，以名其子”，说明这是古已有之，并非虚造，言外之意是作者以“喜雨”二字名亭有前例可循。古来圣君贤人尚且遇喜而名物，后人效仿而行，顺理成章。所不同的，只是“其喜之大小不齐”而已。在文章起始一段，苏轼重在破题，立悬念和寻根据，既开新颖之格局，又为后文做了铺垫，是全篇的引子。

第二段，作者依次叙述“亭”“雨”“喜”。先叙建亭的时间、经过和目的，而后笔锋一转，又言及“雨”亭。分四个层次来写。首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表明这年春天，正待冬麦返青时，下了及时雨，占卜认为这是大吉，预示今年将要丰收，而后，出人意料，竟“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正当紧要时节，庄稼急需雨水，而天公不做美，月余不见云雨，那些靠天吃饭的百姓心急如焚。过了三个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两次雨水，虽然可缓解庄稼缺水之急，但并未根除旱情，因此，百姓切盼天降透雨。果然，“丁卯大雨，三日乃止”。甘霖连降三日。旱情顿时解除。“雨麦”之吉，终于迎来了丰收在望的好年景。作者写雨行文的四层，曲折起伏，前纵后跌，兴味盎然，同时也为后文记“喜”做了有力的衬托。喜雨得来不易，上至官吏，下至小民，无不因此而“相与庆于庭”，“相与歌于市”，“相与作于野”，并且“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呈现一派欣喜若狂的情景。寥寥几笔勾抹，一幅万民欢乐图便展现出来，可谓妙笔生辉，字字如精金美玉。在文章把人们的欢庆推入高潮之时，作者突然调转笔头交待一句“吾亭适成”，字虽无多，其组含却极为丰富深刻。亭成与喜雨同时成为现实，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忧国忧民，与民同乐的思想终于感动“上苍”而得到报偿。另一方面又为亭的定名，垫足了充分的理由，亭的建成，恰是作者身为官吏治理有方的象征。这一段在叙述名亭之意时，句句关乎国计民生，款款忱民之心，充盈于字里行间。

第三段，身为凤翔府判官的苏轼，骤然间双喜临其门。欢乐何以表达，唯表“举酒于亭上”进行庆贺。文章至此，似乎可以收束，然而作者又另辟蹊径，于酒席宴上，通过主宾问答来渲染气氛，以便对“喜”进一步的进行阐发。文章先极言无雨之优，目的在于反衬有雨之喜。主客对答情绪热烈，人物情态形象通真。末了，苏轼加以总结，认为官吏个人之喜忧往往与老天有雨无雨相关联。在透彻地阐明其中因由的同时，回应篇首的“志喜”和“不忘”。

第四段，作者又迭起一波，“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以昭其喜之浓烈，同时言明个中道理。最后一段这首歌表现出作者两种思想。其一，他视珍宝为寻常之物，轻财重农，认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是国家兴旺的极本所在。其二，对于大雨连降三日，作者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既不归之于太守，也不归之于天子和造物主，只能归之于太空，然而“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唯有归功大自然的造化。而大自然毕竟“冥冥”，遥远而不可寻，因而“吾以名吾亭”，以喜雨二字定亭之名。苏轼能够不迷信天子和造物主，敢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实属难能可贵。

《喜雨亭记》一反亭台游记写法的俗套，集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交错并用，可谓运笔生辉，出手不凡。此文的一个写作特点，就是“即小见大，以无化有”。小亭子的建成并非什么大事，可苏轼却把它与人民“喜雨”的大事联系起来，使本来平凡的新建小亭，身价随之陡增，而定名之事也就非同寻常了。由此可见即小见大。文入二段，作者把建亭，喜雨、定名的经过均已交待，并未马上收笔，而是以设想的宴会和答和“喜雨亭”歌又起波澜，进一步开阔思路，阐述主题。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与上文衔接自然，文笔质朴清新。此文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