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正是王安石大行新法的时候。苏轼对新法取保守态度，对新法的弊端强烈不满，对官吏漠视百姓深为痛恨，对人民的生活疾苦十分关注，因而常在诗中讽世论政，希望“有补于国”。作者在杭任职两年多，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样，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有感创作此诗。

就诗题看，这是一首纪游诗，但与一般纪游诗不同，它不是山水名胜的赞颂与刻画，而是一首反映现实、关心人民疾苦借题发挥的政治讽刺诗。

蚕欲老，写蚕到了快要吐丝的时候，需要勤饲桑叶，以保证蚕的健康发育。麦半黄，写麦已到了快要成熟的时候，需要及时锄土，以利麦的吸收营养，来促进它的结实。以上两项农家的工作，都是需要晴天才能做好的。而当时的天气却是接连下雨，以至山前山后全被雨水笼盖着（这是诗题字面的实际描写）。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家妇女也不能携筐去采桑叶饲蚕了。关于“废筐”，《诗经·豳风·七月》有“女执懿筐，爰求柔桑”之句，这里是反用。而且带有雨水的桑叶，蚕吃了容易生病，所以不宜采用。这一句通过劳动工具的“辍”或者“废”反映出男子不能下田锄地，妇女不能采桑。而且，带雨水的桑叶蚕儿吃了还容易生病。在望的丰收转眼化为乌有，农民们的焦急与痛苦可想而知。在雨水成灾的严重时刻，不论是谁都应关心人民疾苦，被百姓奉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更应当挺身而出，解除苦难。然而，这位菩萨却无动于衷，仍端坐庙堂之上享受着善男信女的礼拜。在当时，指斥被人们普遍崇奉的观音菩萨，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某种唯物观点。重要的是，诗人在这里借题发挥，另有所指。苏轼是因反对新法要求外放来到杭州的。出京两年时间，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对农业生产更加漠不关心。表面看“白衣仙人在高堂”，是写观音大士，实际却在讽刺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僚集团。

这首诗语言通俗流畅，音韵和谐，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开头两个三字句突破了七言四句的固定格式，并且用“蚕”与“麦”这两个不同的形象，点明男耕女织这两大生产支柱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为最后的嘲讽预作铺垫。以下诸旬，也都活脱通透，轻快简洁，一气如注。其次是含蓄婉折，言外寄意。如对理解“白衣仙人”一句的讥刺，就需要对当时天灾人祸两方面均有深刻把握，才能体味其爱憎的强烈。一般而言，宋代对舆论的控制比唐代要严，后来苏轼就因写诗而有“乌台诗案”之冤屈。所以，直接针砭时政之作，在宋诗中并不多见。这首带有批判锋芒的讽刺短章，也就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