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同乡薛存义，在零陵县代理了两年县令，适逢官职调动，柳宗元赶来为他送行，并借送别之际，写下这篇文章以表达心中忧国忧民的一腔忧患。

文章第一段的开头，作者用简约的笔墨点明薛存义的离任和作者的送行。“载肉”“崇酒”“追而送之”，显出送行的郑重和情谊的深厚，为下面一段语重心长的议论蓄势。薛存义这次离开永州，是在“假令二年”之后到新的地方去做官，作者在送行之际谆谆相告的内容便集中在官吏的职责上，但作者却并不把“告”的对象局限在薛存义一人身上，而是以“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劈头发问，从而使所论的内容具有普遍的意义。紧接着又用概括精粹的语言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官吏的职责：“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上句正意，却是宾；下句反面，恰是主，放在后面，处于强调的位置。

从文章本身看，作者所着重评论、揭露、警戒的，正是这一类“役民”的官吏。下面就围绕这个论断来揭露役民之吏。作者指出：“民之食于土者”，靠土地为生的人，即农民，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拿来纳税，雇佣官吏，是为了让官吏为自己办理事情。这里把纳税的目的说成是雇佣官吏办事，而不是像封建统治者历来所宣扬的那样，是奉事君上应尽的义务，不但在实际上否定了封建王税剥削的合理性，而且对官、民之间统治被统治的关系也是一种大胆的翻案。在正面论述了官吏的职责、官吏与人民的关系以后，作者便将批判的笔锋直接指向现实中的官吏。

首先尖锐地揭露受其直而怠其事的官吏“天下皆然”，显示出吏治的普遍腐败，令人怵目惊心。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还有比“怠”更严重的“盗”：贪污中饱，敲诈勒索。作者就近取譬，指出一个受雇的仆役，如果拿了工钱不干事，甚至偷盗主人的财物，必然要受到主人的驱逐与责罚。这个比喻由于紧扣雇佣与受雇的主仆关系，就把人民黜罚不称职的官吏乃至贪官污吏的合理性说得明白透彻，让人感到作为主人的人民有着充分的行使黜罚的权利。然后，作者笔锋一转，指出官吏尽管都是这一类人，但人民却不敢充分表露自己的愤怒并且行使黜罚之权，原因就在于“势不同”：官与民权势地位的不同。写到这里，似乎无可为继，作者却又掉笔翻转：“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老百姓虽然无“势”，却有“理”。作者语重心长地表示：“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暗示官吏怠事、盗民的情况如果继续发展，终将酿成大乱。吏治问题关系着封建统治的存亡，这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根本认识和出发点。但他却不直接说破，而是用有通达事理者“得不恐而畏乎”这样的言词来略加点逗，读来反更有“危言耸听”之感。

文章第二段由论述吏的职责落到题目上来，赞美薛存义的政绩。“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二句，明其非“怠”“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三句，明其“司平”于民：“不虚取直”“知恐而畏”是对薛的总赞，应上段“民之役”“达于理”。这一段从正面表彰，而与上段关于吏职的论述严丝合榫，无异于为作者的理论树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对薛存义本人来说，上一段是临别赠言，这一段则是热情的勉励。

文章最后一段交待饯行赠序的缘由，遥应篇首。“吾贱且屠，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是牢骚语。作者由于身遭贬斥，地位低微，不能对于官吏的考核升降提出意见，只能给他写几句话送行。也正因为处于“贱辱”之故，所以能比较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和愿望。作者心目中的“民之役”，也不过是使“讼者平，赋者均”的封建官吏。但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异端理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全文二百四十一字，却提出并透辟地论述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官吏的职责和官民的关系问题。文中不但有一语破的、揭示本质的论断与分析，如吏为民役、非以役民的论断；民无势莫敢肆其怒的分析，而且有层层转进、推理严密的论证，有生动恰切、切中事理的比喻，不但有尖锐的揭露批判，而且也有正面的表彰。虽是短章，却显得曲折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