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酌》大约作于西周初年。《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大武》中的一个乐章的歌辞。《大武》原作于周武王伐纣成功告庙之时，当时只有三成。

《周颂·酌》全诗一章八句，前六句歌颂武王克商立国之功，后二句祭告周朝祚胤永锡，以慰先王。由于此诗所歌颂的对象是克商立国的武王，他已不是其他颂诗里所歌颂的周朝的远祖那种神话传说式的荒诞离奇形象，而是天下共戴的君主，所以诗纯粹从政治、道德观念出发，对武王克商立国的功绩作虚美的赞颂，而不再把他作为荒诞无稽的神来塑造。同时，颂祀的另一目的还在于奏告武王，由他所奠定的帝业后继有人，以及自己辅佐大任的完成，已没有再对武王灭商的历史事实和功绩作具体追叙的必要，所以全诗告成功代替了咏史，歌颂赞美代替了叙事，在充满着谀词颂声中渗透着浓厚的天命观念和说教意味。

在艺术形式方面，由于它是朝廷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词，要配合打击乐器和繁琐的礼仪程序，并保留着原始宗教和巫祝载歌载舞的形式，而歌辞篇章短小，又没有分章、乐曲的节奏一定缓慢，所以歌辞的语言典重板滞，词语庄重严正。再由于它产生在两周前期，年代久远，加之，这类祭祀已重在奏告先王，而不再具有早期祭祀的娱神性质，歌辞内容具有那种奏请的文告色彩，所以诗具有结构松散，不分章，不叶韵等散文化的特点。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明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表明了此诗前半部分具有弦乐柔板般从容的特点，而后半部分又有铜管乐进行曲般激昂的风格。这就是《颂》诗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