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当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四十岁，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楚王桓玄篡晋即皇帝位，改元永始，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被众臣推为盟主，率部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事，三月攻入建康，被推为使持节、八州军事都督、徐州刺史。这期间，刘裕行镇军将军（战乱中，无诏书任命，这里的“行”是暂用的意思）。军府设在京口，陶渊明当时为生活所迫，出任镇军将军府的参军，在赴京口上任行经曲阿（今江苏丹阳）途中，他写下了这首诗。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全诗可分四段。

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从“时来苟冥会”至“暂与园田疏”四句为第二段。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这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却还要说“谁谓形迹拘”，这是安慰自己，说自己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说自己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终返班生庐”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后一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