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左传》，相传为左丘明著，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作品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汉朝以后多称《左传》。它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历代儒客学子重要研习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扈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贰心。应该说明的是，扈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来一同去侍奉贵国，九月蔡侯到达以后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了陈国的事情，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却对晋不敢怀有贰心，是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再能超越的了，大国还说：‘你们没有满足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在险路上飞奔！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悉数动员我军，开赴鯈地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