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周武王克商后所作的《大武》乐章中的一章。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又据《礼记·乐记》记载，孔子曾说《大武》“再成而灭商”，可知《武》是《大武》乐舞二成的歌诗。

此诗是古代大型舞乐《大武》的第二章（一说第一章）歌词。《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

《周颂·武》一开头，就以最高亢最雄浑的歌喉对周武王作出了赞颂：“於皇武王，无竞维烈。”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暴虐，厚赋税以盘剥国人，造炮烙酷刑以镇压异己，嬖爱妇人妲己，宠信佞臣费中、恶来，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即周文王），微子数谏不听而亡去，比干强谏而被剖心，箕子佯狂为奴亦遭囚。纣王的倒行逆施，令百姓怨愤，令诸侯寒心。因此，周武王伐商，是一场反抗暴政的正义战争，是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它必然得到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拥护与欢迎、响应。此篇《颂》诗对周武王完成克商大业的赞美，尽管是站在周王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但也是同时代民众心声的反映，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不像后世郊庙歌词虚应故事的陈词滥调那么惹人厌烦。

在唱出开头两句颂歌后，诗人笔调一转，饮水思源，怀念起为克商大业打下坚实基础的周文王来。文王（即西伯）被纣王囚禁羑里，因其臣闳夭等人献宝物给纣王而得赦免，他出来后献洛西之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伐崇戡黎，建立丰邑，修德行善，礼贤下士，深得人心，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之。他为武王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使灭商立周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怀。“允文”云云，真是情见乎词。

诗的最后三句，直陈武王继承文王遗志伐商除暴的功绩，将第二句“无竞维烈”留下的悬念揭出，在诗歌的语言运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使原本呆板的《颂》诗因此显得吞吐从容，涌动着一种高远宏大的气势。

作为一首庙堂颂歌，《周颂·武》的风格主要表现为庄重。全诗以颂赞之语发端。句首感叹词的运用，使四言节奏趋于徐缓，带有一唱三叹之致。中间抚今追昔，从武王的创业，追怀文王的奠基之功，情思悠长。然后直接点出武王灭纣的历史巨勋，表现了对这场“胜殷遏刘”正义战争的欢呼之情和深切自豪感。短短七句，既有堂皇的颂声，兼有深长的思情。可以说，此诗是歌功颂德之作中的上品。

当然，《颂》诗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夸饰成分。武王伐商，诗中声称是为了“遏刘”，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残杀，拯民于水火。但战争是残酷的，所谓“圣人号兵者为凶器”（《六韬》）是也。牧野之战，《尚书·武成》有“流血飘杵”的记载，《逸周书·世俘》亦有“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的说法。所以崇尚仁义的孔子不免对之感到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