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奸佞当权，朝政极端腐败。至正十一年(1351年)下令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到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克扣口粮，个个无比愤怒。于是，“开河”和“变钞”就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这首散曲取的是“醉太平”的曲牌，写的却是不太平的时世，一说曲子原题就作“讥奸佞专权”。

起首两句“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就是对“大元”作开宗明义的否定。“大元”前著“堂堂”二字，讽刺、轻蔑之意十分明显，较之“堪叹大元”“可笑大元”之类的直露说法，更显愤激。

三、四两句，是对元末朝政的总结。元明间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曾载无名氏诗一首：“承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的天下闹。”可见“开河”与“变钞”确是当时激起朝野沸动、天怒人怨的两大原因。由于“开河”征发人数众多，而贪官污吏趁机克扣盘剥，工程遂成为影响中原的扰民之举。《草木子》云：“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支放，河夫多怨。”加上治河过程中，民夫掘出石人，上有谣谚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乘势以之为号召，发动了红巾军农民起义，最终导致了元王朝的灭亡。由于“变钞”后，新钞粗滥不堪使用，结果民间反以加三四成的补折倒换旧钞，即下文所谓的“钞买钞”，钞法的实行使赤贫的老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惹红巾万千”，一个“惹”字直接揭出了官逼民反的本质，“万千”二字则以红巾军的声势来见出统治者取“祸”之危烈，感情色彩十分强烈。

“官法滥”三句是进一步的剖析和说明。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刑法又极为惨刻苛细；官吏作奸犯科，与盗贼伉靡一气，善恶颠倒，黑白不分，已无社会正义或公理可言。《尧山堂外纪》载：“至正间，上下以墨为政，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有轻薄子为诗嘲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这都是当时笔记上的实录。

“人吃人”三句是当时人民群众灾难的典型概括。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百姓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据《乾隆平原县志》卷九载，至正四年（1344年），山东一带“八月复霖雨，民饥相食”。除了天灾，更有人祸。朝廷的更定钞法导致钱钞贬值，民间反以钱换钱，当时用旧钞换新钞要打折使用，并要收取所谓工料费，百姓又受到盘剥。可见曲中这三句的提炼，是既典型又全面的。

末句的“哀哉可怜”四字，将上述种种骇人听闻的黑暗情状尽行摄人，痛恨、感伤、冷蔑、无奈，这是只有身在其境的此中人才能抒发出来的。

这支小令直陈时事，感情如火山喷薄而出，不假雕饰，义正词严，淋漓痛快。曲子格调质朴自然，语言辛辣明快，重叠对偶句式的运用于变化中见工巧。尤其是四、五、六三句，将七字句的定格化为三组三字语形成的长句，音韵铿锵，若吐骨鲠。全曲几乎近于民谣，押平声“先寒”韵，声韵通达而响亮。元散曲中，像这样锋芒毕露、直接诅咒政治的作品不多，故此曲弥足珍贵。